他自己也睡不着。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窗外那渐渐远去的引擎声,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眷村。

        他和柳素贞运气好,分到了青田街这栋日式两层楼木造官舍。b起挤在眷村里的那些同僚,他们这栋官舍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眷村他去过不止一次。那些用竹篱笆和油毛毡搭起来的临时棚屋一排挨着一排,密密麻麻地挤在空军的旧营房旁边。屋顶是铁皮的,夏天晒得像蒸笼,冬天漏风,雨大的时候屋里能养鱼。每家每户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壁吵架这边听得一清二楚。厕所是公用的,几十户人家挤一个水龙头,早上排队洗脸要排半个钟头。孩子们在窄得转不开身的巷子里追逐嬉闹,大人们蹲在门口用煤球炉子烧饭,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GU煤烟和酱油混合的气味。那些从大陆撤退来的军人和他们的家眷,带着一口皮箱和几件换洗衣裳,就这样在这座岛屿上安了家。他们不知道什麽时候能回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只是每天早晨起来,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上去,晚上再降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有一次他为了调查一桩走私案去了靠近基隆港的一个眷村。案子的嫌犯是个退伍老兵,在码头上帮人搬货,老婆在菜市场摆摊卖菜。有人举报他们家里藏了一批从船上偷运下来的军用罐头。程慈航带着周淩去搜查,推开那扇用旧木板钉成的门,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口箱子。床底下确实有几罐军用罐头,但那老兵说这不是偷的,是他在码头上帮人卸货,一个美国水手送给他的。他说自己舍不得吃,想留着过年给老婆孩子尝尝。程慈航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和桌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稀粥,把罐头放了回去。

        还有一次他去高雄出差,路过一个眷村,正赶上晚饭时分。巷口有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择菜,嘴里哼着一段他听不懂的北方小调。她的手指粗大,指节上全是g裂的茧。她擡头看到程慈航穿着警服站在路边,忽然不唱了,低下头继续择菜。那动作很轻,很熟练,像做了几十年。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南京,夫子庙附近也有一条巷子,巷口也有一位择菜的老妇人。那是他的邻居,姓周,每次见到他都会用福州话喊他「程家小弟」。他不知道周婆婆後来怎麽样了。他只知道,那个巷子已经不在了。

        更让他觉得荒诞的是,在这样一个生活都还没安顿下来的地方,保密防谍却无处不在。程慈航在警务会议上不止一次看到保密局的人坐在长桌的另一端,用冷静到近乎冷漠的语调列举一串数字——破获匪谍组织若g个,逮捕嫌疑分子若g人。数字很大,但从来没有人追问其中有多少後来被证实是真的。有一回周淩从高雄出差回来,说起他在火车站看到的景象:一个邮递员因为每天往眷村送信,被怀疑「与匪谍有联系」,抓去关了三个月。放出来以後人瘦了一圈,走路的时候总低着头,再也没有在街上停下来和人说过话。还有一回,一个在中学教书的历史教员被学生举报,说他在课堂上讲「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就是「影S国民政府偏安台湾」。後来那人被调去扫厕所,再後来就不知道了。程慈航把这些事一件一件记在心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只是在每次警务会议上翻一翻那份从不公开的简报。简报上的数字和报纸上公布的不一样。他把简报合上,没有说什麽。他知道自己能管的范围很小——管不了保密局,管不了那些被冤枉的人。但他还是让柳素贞把每一条他经手过的、与保密防谍有关的案件记录都整理归档,一份一份锁进档案柜。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档案,将来也许有人用得着。」

        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在拉锯的时候,情报部门转来的机密简报里已经出现了巨济岛战俘营的消息。简报上说,台湾当局派了教官和政工人员潜入战俘营,在俘管处默许下成立了「抗俄青年团」,在营房里升起青天白日旗。愿意来台湾的被刺上「抗俄」或青天白日徽——有人是自愿的,有人是被同袍按着胳膊刺的。刺了字,就回不了大陆了。

        程慈航翻着那份简报,忽然想起仁川登陆後那段短暂而狂热的日子。那时候整个台北都沈浸在即将反攻大陆的狂喜之中,总统蒋公甚至计划派遣二十万JiNg锐赴朝与美军并肩作战。据说美军的运输舰已经抵达基隆港,几个JiNg锐师都接到了预备动员的命令。但最终这件事没有成——英国已经在一九五〇年初承认了政权,而联合中有英军参战,l敦坚决反对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最终还是拒绝了。运输舰在基隆港停泊了几天,又悄悄开走了。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警务处里有人拍桌子骂英国人误事,有人说迟早还是要打,程慈航照例没有参与讨论,只是把那几天的报纸一份一份折好放在桌角。

        到台北的头几年,他便注意到一种怪异的沈默。警务处的同事大多是从大陆撤退来的,各个省籍都有,但在办公室里除了公事几乎不谈别的。没有人议论时局,没有人批评政府,甚至没有人提起自己留在大陆的家人。有几次他在走廊里听到两个警员低声用四川话聊天,说到一半忽然同时收声,各自散了。後来他才知道,警务处早有先例——有人因为收到老家来信时多说了几句思乡的话,第二天便被调去了绿岛管训。

        林阿土跟他说过一件事。他有个邻居,是本省籍的小学教员,因为课堂上用闽南话解释了一句「三民主义就是孙先生讲的好道理」,被家长举报为「故意曲解国父思想」,抓去关了三个月。放出来以後那人再也不敢在学校说一句闽南话,连回家跟母亲说话都改成了磕磕巴巴的国语。林阿土说,他每天晚上路过他家的窗户,都能听见他一遍一遍地对着收音机练国语发音,练到最後声音是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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