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部门空了大半，她起身往里侧走。走廊比白天暗，一半的灯关着，感应灯在她经过的地方次第亮起来，又在她身后熄灭，她走过那段亮了又灭的走廊，走到那扇门前，抬手，敲了两下，听见里面说"进"。
他的办公室是暖光，一进门就是那股淡淡的松木气味，和白天那间开季度会的大会议室隔着整个世界。上周一那间白房间是程序的场地，这里不是，这里的台灯，书架，那个熟悉的气味，都在说这是他的地界，在他的地界上，处理方式也是他的。
他坐在桌边，把一个计时器放在桌上，转过来朝她，按了一个数字，45分钟，然后说：
"跪着等。"
那个计时器是厨房用的那种，白色，塑料壳，旋钮式定时，在这间从笔到文件边缘都对齐的办公室里，它是唯一一件廉价的东西，廉价得刺眼。她后来想过他为什么用这个而不用手机，想明白了：手机是他的，计时器不是谁的，时间一旦拧上去，连他自己都不去碰它，这四十五分钟从她跪下那一刻起就不归任何人管了，只归那个旋钮管。
她站着，没动，看了一眼那个计时器，屏幕上的数字在倒计时，44:59，44:58。
"你疯了。"她说。
跪，这个字在她的人生清单上是空白的。她被叫过家长，被前公司穿过小鞋，被客户当众刁难过，那些时候她的膝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谈判，膝盖是她身体里最不懂妥协的部位，比嘴还硬。罚打是痛，痛她可以咬牙，跪不是痛，跪是一个姿势，姿势是给人看的，哪怕这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观众。
他没有回答，重新看向电脑屏幕，开始打字，像是她不存在。键盘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清楚，规律，不快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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