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九三一年，我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苏联当时安排我在伯力坐办公室，那我怎么甘心？更何况国内的革命也正缺乏人才”，他端起茶杯，润了润喉咙：“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不肯放人。我回国心切，就找了个借口，说女朋友来了莫斯科，我要去探望。然后嘛——”首长狡黠一笑，“钱和衣物什么都没带，我就这样‘金蝉脱壳’，偷跑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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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被选入远征部队作为随军翻译前往中东铁路时，伍秀泉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作战任务，还安慰刘博兼不要为他担心；然而，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远征军解散，将他调动到伯力时他才明白，短时间内，他们二人很难再见面了。
实话讲，苏联边疆保卫局的待遇并不算差，一个月能拿270卢布苏联人对他们一向大方，除此之外，翻译文章一类的活也能挣不少钱。但是，处理堆积成山的公文、审讯几千个东北军战俘，这些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偶尔还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至于发往莫斯科的每一封工作调动申请，基本都石沉大海，再无回音：对此，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伍秀泉很快就把暑假在阿纳帕攒下来的那点脂肪消耗完了，看起来竟然比以前还瘦。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伍秀泉终于清点完了苏军从东北县城收缴来的公文卷宗。结束了繁重枯燥的工作，他拖着一身疲惫回到职工宿舍。
门口传达室的老先生是个朝鲜族，俄语说得不大灵光，见到他便朝他喊：“皮达可夫，有人在楼上等你！”
“什么？”他没太听懂老人模棱两可的俄语。
老人指指他，又指了指楼上：“有人来了，楼上。”
说完，他咂着烟斗弯下腰去翻找伍秀泉的信件，而等他找出那几封盖着莫斯科邮戳的信的时候，传达室早就没有年轻人的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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