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拿来认死人的。”他简短地作答，然后，把目光投向远处白色的岩岸。
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了。伍秀泉把那块金属牌从他手里拿过来，从上衣兜里拿出手帕，将它小心包好，挖了一个沙坑，小心翼翼地连手帕一起埋了进去。他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淹没了：那是个军人，也许是沙俄的帝国军，但总归和自己、和刘博兼一样是个军人。
他的妻儿，父母，或许还在哥萨克的某个村庄里等着他回家，可他的尸体已经永远消失在这片湛蓝的海水中了。
9.
每年除夕和春节，我和秘书同志都是和首长一起过的。我家太远，回去一趟不方便；秘书同志听说是孤儿，没地方可去，于是也留下陪首长一起。一开始我们都还有些拘谨，后来也习惯了，再加上首长话密，又从不拿领导架子，吃饭的氛围其实很轻松。
吃完饭，外面院子里传来了喜庆的鞭炮声。我们坐在客厅里，继续听首长聊他以前的故事：“二九年我调去了远东，直到三一年，都在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
“那是哪儿？”这个地名我听都没听说过。
“离东北很近。”秘书同志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像首长的两个学生，只不过我是成绩差的那一个。
“嗯，离边境很近。”首长点点头，“当时我在局里有工资，业余时间也给宣传部门翻译报刊赚些稿费，生活比起很多人都算是富余的了，久了我还攒下一笔不少的存款。那时候，我有不少中国同事们都和当地人结了婚，就没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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