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本递上去没几天,天启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天启元年二月,这位执政八年的内阁首辅离开京城。
紧接着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人认定泰昌帝的暴卒与多年前的“梃击桉”有联系,认为是有人要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泰昌帝的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于是天启帝暗中指示魏忠贤在其中浑水摸鱼安插党羽,试图将权力从文官手中夺回。文官们也奋起反击,东林党为首的文官抨击崔文升、李可灼等人,要求严惩。
这党争一起,陆文昭和文搏在辽东简直是毫无掣肘。
熊廷弼名为他们上司,政令别说传出沉阳,就连将军府传不出去,自己形同软禁根本无力施为。
陆文昭也腾出手来,先是迁移后金领地当中汉民回归关内,在抚顺城旧址上重建新城。又在抚顺城边重开榷场,一切商贸必须经他收过税方能在辽东运转,否则便有骑着辽东大马,身穿铁岭新生产的用水利锻锤打造出来的胸板甲,拿着三眼铳、复合角弓的“生女真”往来劫掠。
商贾们吃过几次亏之后上告无门,辽东官员都受到恩惠从中分一杯羹,大有“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势头,不管你是谁家的买卖,在辽东不给陆总兵纳税那就别想做生意。
文搏趁着内陆因为党争无瑕顾及辽东,再次驱使叶赫部金台吉、白羊骨,建州部阿敏率部南下,过丹东直趋朝鲜都城汉阳,掳掠大量当地人口而回。
朝鲜国主李珲上书天启帝,朝堂震怒,再次要求陆文昭返京解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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