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一开始信守着跟我的承诺，他不准备说出去，从他对着威廉姆斯先生一个劲儿地赞美我就可见一斑。那时他已经知道了克利先生捅出的大娄子，由此不得不去关注医院的经营状况——回国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小阿尔伯特的病情上，无心顾及其他。然后不可避免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财务空洞，这才惊觉他一直全心仰赖的塔布莱特先生也并不是那么值得信任。最可怕的是，在聚会当天，晚宴后一对一的社交中，爵士亲眼看着这些人，近距离目睹他们虚伪的、躲闪的、轻浮放诞的嘴脸，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无可挽回。
爵士突然醒悟，原来一切都不再是自己出走前的样子了。他对克利先生无限度的包容已几乎败光了历代积攒的好名声，而拜塔布莱特先生所赐，代代相传的医院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存续。他之前选择与我和解，是因为他有太多珍视的东西不愿冒险失去，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并带给他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这一团纷繁的乱局中，他必须作为始作俑者担负起责任，他要做点什么，至少着手解决其中的一件，哪怕无补于事也能拯救自己的心境。他要打破绝望，要找最薄弱的环节来泄愤，做一些极端的事情，爽快地、干脆地、不计后果地，成为一个英雄。其他事情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他唯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为了儿子不顾一切的父亲，就好像其他损失都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于是，他叫我去书房，强硬地表示，只是通过治疗恢复原状，是不可接受的。他决定揭发我，不通过那些常规手续，而是动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直接在英国王室和医学界——总之一切他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公布，我的行为主义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在研究上又如何前无古人地不择手段，并确保全体英国民众都知道这一点。他甚至打算从轻处置塔布莱特先生和克利先生，以此换取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不遗余力。
我当然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万一以英国为发源地、整个欧洲掀起反行为主义的浪潮，我在美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虽然我已经迫于无奈中断了自己的研究，虽然我坚信自己混迹广告业也能名利双收，但我不能失去“心理学家”这个身份。我需要那些雪片一样飞来的演讲邀请，我需要游走在各个大学的讲坛上接受掌声，我需要一群塔布莱特先生儿子那么大的年轻人簇拥在我身边“华生先生，我真的想学心理学”。我不会让任何人毁了这一切。
我当即拿出十二万分的诚恳和热情，忏悔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应有的惩罚，并请求他恩赐我自首的荣耀和尊严。但不是现在，目前治疗小阿尔伯特才是当务之急。我们姑且把注意力先放在这件事上，别的暂时往后排。等我弥补了我亲手造成的伤害，我会自己站在公众面前承认我的罪行并任凭处置。而爵士则应该尽量避免亲自出面，以保证绝不把这可怜的孩子牵扯到这件事里——历经实验和心理治疗，传出去容易引发偏见。
凭借这番话，我成功转移了爵士的关注点，让他不至于头脑一热直接跑下楼去公开真相。他明显被安抚了，开始心平气和地和我讨论起治疗方案来。
卢斯科探长说对了，确实只有我能跟爵士订下几小时后的约会。他也好奇过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告诉他，爵士认定有人要杀他，却又觉得这种想法莫名其妙，于是找我做心理疏导；随后他矢口否认，“哦，我现在不害怕了”，把我赶了出来。虽然我说得有点隐晦，但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你认为自己的恐惧非理性时，才会求助心理学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怕得有理有据，就该请个怀揣左轮手&枪的壮汉来当保镖了。我本就是对抗无谓恐惧的专家，受惠于此的卢斯科探长立刻相信了，并被我的分析“爵士已发现某人要杀他却不肯相信，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引导着去怀疑那三位先生了。
但其实，当时我在书房里对爵士说——
小阿尔伯特的病情，疗程大约需要三个月。时间其实无所谓，我没打算让爵士活过今晚。定“三个月”只是因为合适，不会长到令爵士怀疑我故意拖延以逃避最终的审判，也不会短到让有过被治疗经验的爵士觉得不可置信、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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