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要求，我内心有着自相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把那孩子的恐惧症看作我学识的造物，就像艺术家摆弄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无论如何不愿亲手将之毁去；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挑战——我把他弄坏，再把他修好，将他在各种状态间随意转化，这才能体现我行为主义无远弗届的魔力。
不管我怎么想，情势逼人，我好像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一切由不得自己做主。
在回信中，我竭尽所能地做出了一生中最诚挚的道歉，并承诺绝对能让小阿尔伯特恢复如常。中心大意写完，我利用剩余篇幅满怀情感地叙说旧日友谊——这固然是为了唤起他内心的不忍，同时也是因为我窥破了他的心理冲突：他气愤难当，本想一腔热血地把这件事嚷嚷给全世界，但转念一想又心存顾虑。我能猜到他在顾虑什么，我就是要借回顾往事将这些顾虑一一点明，让他趋利避害忘了这个蠢念头。
其一，我的研究经费是他资助的，是他亲手掏腰包导致自己的儿子遭遇这一切；其二，实验过程是他参观过的，他明明有权力及时阻止却没有；其三，他早就得到了实验相关的法律文件，却出于对我的盲信而没有仔细看；其四，给那份文件签字的是个身份低贱的女人，别人一旦知道了这件事，就难免会联想爵士的孩子怎么会在她手里，她和爵士又有怎样不可告人的关系；其五，就算关系最终得以澄清，爵士把孩子委托给这样的人照管，可不是一位称职父亲所应有的举动；其六，糟糕的托管导致了小阿尔伯特的发育缓慢，又关联着当初爵士的孤身远走，这样缺乏理性的冲动之举不可能免于非议，而他结识我的过程也足以惹人浮想联翩。综上所述，正是爵士的无知、放任、轻信、软弱、随性、监护不力协同造成了今日的恶果。说穿了，他是我的共犯，休想置身事外。
这封柔中带刺的信发出后，我以异乎寻常的迅速得到了回复。在新的信件中，爵士绝口不提“让我身败名裂”的威胁，只是摆出一副热诚的姿态，希望我能尽快决定去英国他的庄园做客的日期。那一天，他也会邀请几位至交到场，而我将作为“他在美国结识的新朋友”被介绍给他们。我知道，我的说服起效了——爵士意图隐瞒他并非一个好父亲的事实，以及其他一些好说不好听的东西。他不想把事情闹大，甚至会请几位故人、把他们蒙在鼓里作为障眼法，毕竟，一位心理学家不远千里、消无声息地出现在他家并长住下来，也很容易引起流言蜚语。等刻意营造出正常社交的表象后，我对小阿尔伯特的治疗将会在暗中进行。这就是“一个有头有脸的敌人”带来的无数麻烦中夹杂的唯一好处——他身价不凡，爱惜羽毛，没多大勇气跟你鱼死网破。
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回信说明了我计划的行程。当然，我并不会盲目乐观地认为一切危机已解除。我在著作里、包括跟卢斯科探长也说过，作为心理学家，我见过太多今天热情求治、明天消极抗拒、后天爽约失踪、大后天回来继续治疗的心理疾病患者，几乎每个案例都要折腾这么几个来回才能尘埃落定。人类的态度过于缺乏恒常性，我可不敢保证任何人不会变卦。所以我在安排日程时就打出了提前量，并用这段时间做了万全的准备，然后向公司请了假，这才踏上征程。
来到格瑞斯通后，直到晚餐时，一切都在预料中——爵士假装恋恋不舍地挽留好友多住两天，我盛情难却地应下。出于小阿尔伯特治疗的需要，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
然而，等他把我叫到书房，我本以为是要商讨治疗方案，不想话题转向了我最不愿面对的那条岔路。
环境，又是该死的环境，改变了爵士的心态。
他邀请那几位朋友，可能本就是两手准备：看那个名单的设计，列席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令爵士头疼的麻烦人物？某两位可能是，但威廉姆斯先生可没有任何对不起爵士的地方。换个角度看，他们的出现完全是以小阿尔伯特为中心的——他的教父，从他出生那天就对他满怀愧疚的人，将他看作旧情人的孩子视如己出的人。这是这世上最爱小阿尔并随时愿意为他做点什么的三个人了。如果爵士着意隐瞒，他们可以简单地作为不知情的障眼法；一旦爵士决定公开消息，这些人就是他强大的助力。事实上，他已经为后面这个选项铺平了道路，“谈谈孩子的事情”，说得很明白了，结果威廉姆斯先生自作多情地去充当主治医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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