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归期告诉了我。我来到码头为他送行，随身携带了一件小礼物，想要兴冲冲地报告，他投资的研究已经有了成果。
当我看到爵士站在往来的人流中、怀里抱着我的实验对象时，当他满意于我呆愣的表情、促狭地道谢“我父子俩都承蒙您关照了”并明显把这当作一个惊喜时，我才知道自己惹了怎样的麻烦。
要是早几天，事情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大不了我把实验论文暂且按下；爵士对我的资助其实只是变相的感谢金，我并不需要急着上交什么科研成果。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已经太晚了。那篇“小阿尔伯特”实验的论文，已经发表在了《实验心理学》杂志1920年2月号上。这本杂志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原本拿来佐证我成就的小礼物如今变成了我的罪证，我把它死死地攥在汗津津的手心，一直没有交出去，但我也明白，这种短暂而幼稚的隐瞒无济于事。
那孩子身上始终留有实验的后遗症，他依然会对那些我让他害怕的东西惊惧不已。从实验结束到爵士回国的这段时间里，这位父亲为儿子寻找了新的看护，而自己仍在接受我的治疗。因为他并不会整天和孩子待在一起，而那位受雇佣的照顾者一切“这孩子比他的同龄人难管多了”的抱怨都会被当成请求加薪的暗语，于是问题得以隐瞒至今。等他们回到英国自己的家，换上他绝对信任的保姆，再加上父子俩朝夕相处，所有的不对劲都会摊开在阳光下。
果然，小阿尔伯特在格瑞斯通没待两天，就犯起了无理由哭闹的“怪病”——被盖被子会哭，被抱起会哭，一转脸会哭。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原因很简单，这“本来好好的”孩子突然看见了为他盖被子的“人”、抱起他的“人”、在他身边的“人”啊。这些人，多半是他的保姆，而女士们的身上总少不了一些白色的、毛茸茸的小装饰，比如资格最老的那位睡帽上的绒球。这“病症”对知晓全部内情的我完全构不成悬念，对只和孩子接触了两天的儿科权威威廉姆斯先生则是个未解之谜，爵士的情况介于我俩之间。
小阿尔伯特这个年纪，言语发育又滞后，尚未能掌握“白色”、“毛茸茸”这些词汇，也进行不了太清晰的表意，但他大哭的时候，也许会指着他恐惧的东西。一次两次，爵士自然能观察出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也许一开始以为是保姆，于是多请了几个，但情况并没有改善。等他总结出恐惧物的特征，他自然会疑惑，并用禁止保姆们戴头饰、给衣服上有缀饰的换一套新制服、掀掉长毛地毯铺上竹编的等方式，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没错，假设、归纳、演绎、变量排除、设置对照组，身为医生的爵士具有足以发现真相的科学素养。然后他就会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奇怪的事情，之前发生过什么这孩子独有的、足够特殊的、又与“恐惧”相关的事情？啊，只有我的实验了。
爵士掌握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资源，如果他想要我的著作，他可以远隔重洋地得到，并用自己出众的头脑读懂它。而一旦他知道了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那份法律文件——它理所当然地会被那个女人转交给爵士并保存在他那里——中设置的种种障碍就会昭然若揭到可笑。就算他在文辞的理解上依然有困难，也可以召集各方面的专家为他解惑，虽然出于某些考虑，他并不打算这么做。
从某种程度上讲，爵士很爱他的孩子，虽然单纯对孩子的爱毫无力量——比如那个容易哄骗的女人就算知道了一切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如果你不但有智识弄懂所有事，还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做，并有能力做到，那就不一样了。一个有头脑还有钱有势的敌人，这可真是个灾难。之前将爵士设想为朋友时有多少预期收益，他成了对头就会产生同样大的损害。如果他把这事张扬出去……
也许是我惶惶不可终日地忧虑着祈祷着以致无暇他顾，倒霉事接踵而至。婚外情的暴露让我失去了工作，走投无路的我只好去广告公司上班。我和爵士的状态与初见时完全倒转，我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我焦头烂额、最没有抗衡能力的这一刻，我收到了英国的来信。
爵士信中清晰的因果逻辑和义正辞严的指责表明，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过幸运的是，他遣词造句中体现的态度虽不友好，却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公之于众”之类的恐吓更像是虚张声势，更多的是反复强调我要把小阿尔伯特的病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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