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未必非得是威廉姆斯先生。当时在格瑞斯通做客的，有三位先生呢，他们任何一人充当替罪羔羊，我都没有意见。只要不是我就行，我不想对顶罪的人选再加挑剔。
所以，只要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拿走白毛领结就好了。三个人，三件礼物，总会有人拿到，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当然，我必须考虑万一哪位先生生性过于不群、严词拒绝的可能，或者他不情不愿地拿走了，却没有在关键时刻戴出来。这些风险，我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智慧，制定了应急预案。
当爵士在信中提到，本次聚会将有他的几位至交列席，我就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因为，在我和爵士交往的蜜月期，为了往后白金汉宫的演讲，我装出对英国风土人情的好奇，不着痕迹地打探过他的社交状况，好知道他能引荐我结识哪些人，这些人又能派什么用场。
爵士第一个提到了克利先生，他医学院的同窗，在他被其他人嘲笑害怕老鼠时挺身而出站在他这边，令他永志不忘。我既然能够治疗他的鲜血恐惧症，多半对同一天获病的酒精成瘾患者也有办法。他是一定要拉我去瞧瞧他的。
然后就轮到塔布莱特先生。爵士认为我俩肯定能相处得宜，彼此都会感到亲切，因为我们都是美国长大的人。虽然俱乐部里的一些成员私下传言，这位老先生那派驻美国、身世显贵的上校父亲纯属子虚乌有，但爵士的父亲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作为爵士儿子的教父，在他和克利先生因为那场悲剧一蹶不振、酗酒成狂期间，独力撑起了整间医院，帮了很大的忙。
当然，绝对少不了威廉姆斯先生。爵士本来没有任何契机提及此人，但他频频把我和这位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最亲密的挚友。很多人对他有偏见，认为他傲慢又死板，但我知道，他有着悲悯的心肠和高贵的人格，就像您一样，华生先生！能够结识你们两个，是我此生的幸运。”精神分析学派说，心理疾病患者总会把那些管用的医生当做救世主仰赖，并产生些非理性的情感蒙蔽双眼——虽然我总抨击他们的学说近乎通灵和占卜，缺乏科学依据，但他们说对了很多事。不过，爵士对于威廉姆斯先生的评价应该还算客观，毕竟他们建立了身为情敌都颠扑不破的友谊。
天长日久，我心里渐渐存下一份“与爵士亲密交往”的人员名单，其中还有另外几名希波克拉底俱乐部成员。够资格参加格瑞斯通大宅聚会的，除了他挂在嘴边的这几位，还能有谁呀？见面时我一再恭维的“久仰大名”，还真不是纯粹的客套。
据我所知，爵士的朋友们虽然性情各异，所幸没有过度吹毛求疵、丝毫不顾情面的人物，即使不够可亲也都尚称和蔼，算得从善如流。我实在不必担心摆出礼物后，会被人丢在那里拂袖而去。所以，就只剩下“让他们尽快使用并持续使用”一件事了。这也不难，只要他们喜欢就成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