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车去了釜山。釜山港在半岛南端，冬天海风裹着咸腥的cHa0气，b仁川更Sh润。他找到那间派出所时已是下午，楼门口挂着褪sE的招牌——「釜山港警察署第三分所」，漆字已经剥落了一半。前厅只有一个年轻警员，程慈航报了金明浩的名字，警员指了指走廊尽头。
金明浩从走廊尽头走出来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警服，衣袖短了一截，领口系得规规矩矩。他看到程慈航，没有立刻说话，只是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来。程慈航握住那只手，想起重庆训练营里那些g燥的午後，yAn光从木窗格子的空隙里漏进来，落在桌面和笔尖上。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以後的路会通向哪里，只是每天抄着档案、听着课，偶尔在食堂的角落里交换一些关於各自国家和未来的句子。
两人在附近一家路边店坐下。金明浩叫了两碗热汤，低头喝着。程慈航问他这些年是怎麽过来的。金明浩放下碗，沈默了一会儿。
他说，一九五〇年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汉城警察厅当差。共产军打过来只用了三天，汉城就丢了。他没有跟着政府南撤，也没有留下来投诚，只是躲在一家道观的後院里，蹲了五天。道观的住持是他在光复军时的旧识，给了他一口饭吃。等他走出来时，街上已经换了一面旗。
他走出那条巷子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十字路口那栋三层楼的外墙上挂着的两幅巨幅肖像——左边是金日成，右边是斯大林。金日成那张他还认得，圆脸，梳着背头，穿着类似中山装的制服；斯大林那张他只在报纸上见过，浓眉，大胡子，眼神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他在心里想，这两个人并排挂在一起，到底谁是谁的主子。街上的标语也全换了。他记得解放後汉城的标语都是用汉字写的，偶尔夹几个谚文，一九四八年政府颁布《谚文专用法》後，汉字用得少了，但至少每条标语里还能看见几个。此刻那些刷在墙上的标语，白底红字，从街头延伸到巷尾，全是圈圈杠杠的朝鲜字母，一个汉字都没有了。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他本应认识却忽然陌生的文字，忽然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连根拔了起来。
他说，金日成那时候才三十八岁，太年轻了。年轻的人在战争时期往往有一个通病——怕自己不够分量。他知道自己b不上李承晚的资历——李先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大统领，在上海、美国流亡了几十年，美国人认他，联合国认他，全世界的报纸都管他叫「韩国国父」。金日成没有这些。他在满洲打过游击，在俄国当过少校，但他从来没有在汉城坐过一天龙椅。所以他需要斯大林站在他身後——不是并肩，是站在他身後。那幅挂在汉城市中心的斯大林肖像，就是他给自己找的靠山。
他说，李先生在南边，也变了。战争让所有人都变了——其实战争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李先生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美国国会用英语慷慨陈词的志士了。他从美国回到汉城的那天，火车站挤满了人，他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位老先生的背还是挺直的。但後来的事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李先生怕的不是日本人，不是金日成，是那些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因为他们是见过他最窘迫、最穷途末路的模样的人，他们知道他在上海临时政府里被同僚排挤、在华盛顿被国务院冷落、在回国之初被美军政府晾在一边的所有细节。一个被历史推上神坛的人，最怕的不是敌人，是证人。所以他用安全的名义把所有可能成为证人的人都排挤出了权力核心——戒严、肃反、清洗异己。金昌龙那样的人，在日本殖民时期当过伪警官，光复後摇身一变成了「义士」，李先生却把他提拔成了治安局局长，让他在街头巷尾抓「赤sE分子」。而那些真正在光复军里打过仗、在运动里坐过牢的人，反而被赶出了军队，赶出了政府，有的被赶进了监狱。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程慈航，只是低着头，把碗里剩下的汤喝完了。窗外釜山港的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一张旧报纸轻轻翻动。他说，这些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程慈航看着他，这个在釜山港派出所里默默无闻的基层刑警，他的档案里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话，就像那些被抹去的汉字标语一样，被这个时代一笔一笔地涂掉了。
金明浩把碗里剩下的汤喝完了。窗外釜山港的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一张旧报纸轻轻翻动。他说，这些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程慈航看着他，这个在釜山港派出所里默默无闻的基层刑警，他的档案里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话，就像那些被抹去的汉字标语一样，被这个时代一笔一笔地涂掉了。
他把空碗推到桌子中央，靠在椅背上，又沈默了一会儿。後来他开口了，声音b之前更平静了些，像是在讲另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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