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母亲这几年都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那很脏。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最笨的那一句：
“她……又去年轻人家里了。衣服没洗，房间也没打扫。”
说完我就后悔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叔叔沉默了一会儿，只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冷风灌进来，吹散了车里的暖气。
“你知道吗，”他慢慢地说，“她十七岁有了你哥，十九岁生你。那时候她连‘避孕’两个字都不会写。本来可以去东京，可以把头发染成金色在涩谷晃到天亮……可她没去成。”
烟灰从他指间掉下来，落在我的牛仔裤上，像一小撮谁的骨灰。
“所以现在，她只是把欠自己的，一点点补回来而已。一个假期，换两晚不用想电费、煤气费、家长会……很划算，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车子开进婚礼会场的停车场，轮胎碾过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姐姐穿着白纱站在门口，笑得像电视里的牙膏广告。
叔叔在后面叫我：“喂。”
我回头。
“别恨她。”他说，“她早就把自己恨完了。剩下的那个空壳，只是偶尔想找个地方取取暖。”
我走进人群。香槟、笑声、鲜花、祝福，所有声音都像隔着一层厚玻璃。我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酒精顺着喉咙烧下去，烧到胃里，烧出一股奇怪的、近乎快乐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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