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达10年的自卑期始于2005年的秋天，而郁盛对我的拯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学校对姐姐的不幸遭遇以及我本人的生活窘境表示同情，很快就组织了募捐活动。一夜之间，我成为全校师生的援助对象，助学金和低保补助也在老师和村民的奔走相助中落实下来，对此我感激不尽。我们攒到了一个疗程化疗的钱，但却远远不够——姐姐的宫颈癌已达三期，医生好不容易冒风险给她做了手术，后面的抗扩散治疗至少还需要三个疗程去巩固。
一落千丈的成绩，随处可见的来自同学的“怜悯”，甚至十六岁的高一新生经过我身边时都要讨论说：“看呐，那个就是父母双亡、姐姐还得了癌症的学姐，实在太惨了。”老师们每天盯着我的课业，医院的一张张收费单等着我去付款，我在学校、家和医院三点一线每天往返，机体能量迅速消耗着。原本身高蹿到160公分的我仿佛停止了生长，体重从50公斤掉到不足45，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才15岁，但我却开始麻木了。
10月底出期中考试成绩，我以数学75的“高分”再次当了全年级最拐的“拐子”。全班46人，我排30名，在年级里排名更不用多说，显然是拉低了学校的一本率。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中的升学率始终居于全市遥遥领先的位置，那几年的一本率甚至能高达60%，二本率90%。再这样下去，我非常有可能连二本都上不了，因为连历史和政治的成绩也在滑铁卢——我根本没有心思背书和考试。
姐姐躺在床上时被我气得昂起脖子骂我：“我出这么高的学费把你送进一中难道是为了看你上个大专？”
“上大专有什么不好的？读个三年就能出来工作了，厂里上班，朝九晚五。”我改不了贫嘴的臭毛病，“不对呀姐，你不是要教我做面吗？”
姐姐面无血色，连连咳嗽，我知道她不能激动，也不能感染，便好声劝慰她戴上口罩乖乖躺着：“田里的杂草我去拔，老丝瓜架和老扁豆棚我来拆，你安心睡一觉，醒来就能吃到我做的扁豆饭。”
“你不会弄就喊郭婶啊，反正我瘫在床上，她也没啥可说的了，说了我也听不见。”
“我才不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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