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他无法再诊治病人了；考虑到远离鲜血的需要，也不适合继续管理医院了。可是，他家世代行医，他从小就是被作为医生培养长大的。突然有一天，他做不成医生了，就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算顶着爵士的头衔，也只有索然无味，如果不是德不配位的话。简而言之，他的人生，玩完了！
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了自我放逐，起意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凡生活，一把抱起他的儿子就跑来了美国，落脚在巴尔的摩。真巧，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在巴尔的摩。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此地实在弥漫着我的传说，他适应生活后，出门听了我几场讲座，深以为然，开始觉得自己的病情并不是无可救药，于是私下联系了我。
在这个时代，任何人来看心理疾病，都是有顾虑的，都要提防事情传扬出去、被当成精神分裂的疯子。爵士也不例外。但是，纵然他刻意隐瞒，他的行为、举止、一切，都在告诉我，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一位异国的神秘来客，似乎有着雄厚的背景和高贵的身份，未来一定能派上大用场。那段时间，我倾注了全副的精力，运用我行为主义的方法，一点一点治好了他。
诚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会比那些精神分析学派的更漫长了。我一直怀疑他们那种玄乎其玄、毫无科学性的方法能有什么疗效，而且，也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耐心花上至少两年时间躺在椅子里讲述她的梦境，并深入探讨“小时候她的猫在她的杯子里喝了水”对她人生的影响。
爵士有机会遇到我，无疑是幸运的，而伊丽莎夫人之死造就的另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克利先生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他同样在寻求帮助，同样看上了心理学，同样对就诊的经历遮遮掩掩——如果一个人毫无缘由地突然奔赴维也纳，那自然是找个“音乐之旅”的借口更能令人信服。但事实上，那座城市住着从精神分析学派自立门户、与我年纪相仿还稍大几岁的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der）。不知道克利先生的求治是否成功，但至少留下了对方十分睿智的印象。我真是奇怪，他都看过我的书了，为什么没能毅然投入行为主义的怀抱。这就不如卢斯科探长，人家看完我的书，连尸体恐惧症都自学着治好了。看看信奉精神分析是个什么下场——按照惯例，他一定是换了几个人、治过好几轮，最后还是觉得用酒精麻痹神经最管用。唯一的收获就是，对心理学有了些微的了解和好感，对我也顺便产生了一丝亲切与敬重，没表现出另两位先生那样尖锐的敌意，还自作聪明地提起他以为的我们共同的熟人来示好。要我说，这样的示好不如没有。这是外行人对心理学——或任何一个他不了解的行当——的常见误解：他以为这个领域是团结的，所有人都是立场一致的，就算不是朋友也至少彼此熟识。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阿德勒先生。事实上，我想说——别说我的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双雄并立、泾渭分明，就是那个主要研究“我像不像你爹？”、“你想不想做&爱？”的学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不信你看，弗洛伊德的哪个弟子，没跟他吵得不可开交呢？
言归正传。爵士对我的学说和主张，可谓死心塌地——在他刚刚取得一点进展时，就已经彻底成了行为主义的拥趸；等他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就开始毫无保留地信任于我，将自己的身世来历和盘托出，并当场签了一张支票捐赠给大学，指名赞助我的研究。
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无疑是个惊喜：一位拥有古老头衔的英国爵士，背后是英国最顶级的医学俱乐部，结交了一群身为皇家医师的挚友，就算要觐见英王乔治五世也没有多难。这太完美了。他的腰缠万贯会让我拥有更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他的身份无疑有利于我在英国宣讲我的行为主义。有他站在我这边，我会得到官方的支持，我的眼前出现了我站在白金汉宫里讲解我的理论的图景——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最后是全世界。我在美国的心理学界已经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而今在更大的范围内也打开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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