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环境，多么重要！它令我选择了错误的实验对象，令我和爵士矛盾激化，令我不得不做下这一切，我实在不觉得这可以算作我的过错。而我利用自己的学养和天赋，操纵爵士创造了便于作案、挥洒自如的环境，案发之时进一步掌控了局势，最后透过卢斯科探长间接完成收尾工作。只有充分了解、适应环境并加以反制，才能完美应对环境带来的麻烦。
至于威廉姆斯先生的下场，坐牢还是获释，我无从知晓，也并不关心。虽然卢斯科探长对我推心置腹，但我得说，他的推理能力有待提高——如果真像他设想的那样，爵士邀请凶手先生深夜在书房密会，如此严肃的场合，难道他会穿睡衣吗？他行凶时飞溅的血液，不该沾染在他的某件正装上吗？不过，既然能骗过探长先生一时，我就不怕他日后幡然醒悟。就算他发现威廉姆斯先生受了冤屈，也不会认为是出于我的误导，毕竟他才是案件的负责人。哪怕他对我赤诚不改，某一日读到了那实验的论文，进而察觉我的动机，却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证据，更别提通过一系列繁冗的手续引渡早早逃回美国的我了。可以说，我已做成了完全犯罪。
还有小阿尔伯特，他将作为我最骄傲的作品，继续留存于世间。生活中的白色绒毛动物和人工制品如此之多，他自己的痛苦哭泣、身边成年人的焦急无措，将代替实验中我制造的噪声继续施加影响，他被植入的条件反射可能永远不会消退，甚至演进成恐惧这种恐惧本身。要治愈这个人为的疾病，就需要极偶然的机遇，或者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是，会有人为了自己都不知成因——他当然不会记得襁褓中参与实验的事——、“与生俱来”的情绪去特地求诊吗？最大的可能是，他恐惧，终此一生。连他的孙辈都会嘲笑他是个有怪癖、居然害怕好多寻常之物的胆怯老头儿，如果这种“白色绒毛恐惧症”没有在他的家族中代代相传的话。
这一切多么科学，我理论的终极佐证！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孩子不需要所谓“温情”，更不需要虚无缥缈的“爱”，无论来自上帝还是人类。他们只需要我制定的规则、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我认为的”正确行为。
这正是被威廉姆斯先生那种缺乏魄力与想象力的人一再诟病为“野蛮、残忍、罪恶、武断、不入流地污蔑和辱没人性”的那套逻辑原理，也是我反复强调并暗暗坚信的：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带他们来到我独特的世界中。我保证，从中随机任选一个，不必考虑他的天赋、偏好、才智、使命和祖先的血统，将他训练成我选定的任意类型的人——医生、律师、艺术家、富商以及，是的，甚至是乞丐或盗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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