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她到鸣鉴山庄读书，发现和沈子胥一般有远见卓识的儿郎并不是个例，就在反思，儿郎就真的不能在朝野上辩奏，不能在沙场上征杀吗？
为大国掌控者，理应胸襟宽阔，努力创造机会，让境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偏颇，不徇私，又何必计较什么男女呢？
但在鸣鉴山庄南院的那俩年，她压力太大、琐事繁多，每日不是为了活下去，就是为了寻找真相，拼尽全力；做质子的这三年，她八面交游、拓展人脉，忙着安插眼线，给大齐送去信息。
况且，她身为质子，归国都是问题，何谈践祚？何来践祚后执掌朝政，开辟新的景象？
因此直到今日，这个想法在她这儿，仍只是个雏形。
作为大齐的皇太女，言出必行，没有想好的事，她原不该这般轻易说出口。
可看着沈子胥沈先生，想到他陪着她走过了七年光阴，走过一个儿郎最金贵的时光，想到他本可以在后宅吟诗作赋、拨琴作画，现在却一脚踏进这纷争漩涡，陪她在风波里闯出一片狭窄的天地，成了燕人茶余饭后谈资……
她忽而觉得也不必顾虑这许多，她就是希望他知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辈子和她共瞰山河万里。
这个位置，前朝也好，后庭也罢，只要她能站上峰顶，就一定会为他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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