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听闻正学书院将于三月十五朱子忌日举办三天讲会，邀请南北二京和洛上的名士宿儒讲学，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我可不想错过。一来可以聚会讲习，砥砺切磋，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二来可以看看多年未见的父亲和兄嫂，以慰思亲之情。”
杨应宁微笑颔首说：“定儿有如此之想，足慰为父望子成龙之心。如今科举腐败，士子多心存侥幸，不肯读书。贿买、钻营、结朋、行卷、怀藏、代笔、割卷、传递、顶名、冒藉种种作弊，相演成风。尤以天成帝之后，士子不是穷研经世之学，追求对四书、五经的融会与体悟，而是专走旁门左道，以闱牍房稿、行卷社义取代四书、五经为求学之具；以揣摩风气、摘索标题取代究心经传为治学之本，一心揣摩、诵咏、摹仿历届科举考试中三场主司及士子的范文，而他书一切不观。天下之人还以为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此之谓取科名、享富贵的终南捷径，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这个年代，“仕途”几乎成为“士子”唯一理想的社会出路，或是要摆脱贫穷，博取富贵，希望自己能够“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实现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或是要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实现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这种藉由科举在一夕之间改变自己身分地位，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华丽转变的机会，是每个读书人都可以获得的。但是，科举竞争的激烈也给士子们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天下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不过十之一、二”。正是于这种窘困与压抑的双重作用下，士子“习之燥竞”不可避免地激生了。许多读书人再也不愿意穷尽精力钻研四书五经，都想通过“押题”、“抓题”等行不从径、偷工减料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为了迎合这些士子不务本经，侥幸一第的需要，不仅民间书坊将历届科举考试中三场主司及士子的文章汇编成“程墨”、“房稿”、“十八房”之类的坊刻时文，大量印发。而且学舍与书院的教授、教谕，也将重点放在考场应试策略教育上，令士子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结果导致天下的士子，人手一册，靡然从风，本经都可读可不读了。
“父亲所言正中时弊，可谓是语重心长。如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各式人物为实现一己私利，往往是不择手段，做张做智，一床锦被遮盖，我们稍有不慎，就会委肉当饿虎之蹊，灾祸必到。”杨正定躬身说道。
杨应宁听完杨正定的话，不由地眉头一皱说：“定儿，你的话音里似乎别有锣鼓，另有所指。你就不要再打哑谜，有话直说。”
“父亲，你不要多心，孩儿只不过是有感而发，并无它意。”
“算了吧！”杨应宁手一摆说道：“定儿，你一路辛苦，且到内宅见见你大嫂。”
“是，父亲，孩儿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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