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虽然富裕了,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很多活动都是能不出面就不出面。我赶回家里,发现被绑架的不只是梅丽莎一个,邻居们同时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我按照绑匪的要求提了钱,在规定地点放下赎金,我再次接到电话通知我去城市的另一边接梅丽莎。整个过程我冷静到自己都觉得可怕,除了晚上不能睡着以外,一切都很正常。
我强迫自己一直吃一些东西,来支撑身体机能的运转,在去接她的路上,我的心情开始忐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撕票,她有没有受伤。最终,我在被告知的地点成功找到了她,之前为了以防万一,我提前叫了救护车。她的右腿被子弹打上了,绑匪不过是简单地止了血,甚至都没有把子弹取出来。
坐在急诊室的外面,我明白我要打起精神来,后面还有很多我需要做的事,但我还是止不住地颤抖。绑匪是个早有预谋的团伙,至少他们背景调查了不少时间,对于我们手头上的现金还是有个把握,才会压着底线来索取赎金。医生出来后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右腿是保不住了。那个时候,我哭了,不知道是因为突遭大难而感到难过,还是庆幸还好一切是以最快速度处理的,不然如果稍有犹豫恐怕命都很难保住。
梅丽莎醒来后很平静地听完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没顾得上难过,而是确认了公司的情况,至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天,我并没有耽误可口可乐的任何事务,敬业到领导都觉得我是个恐怖的人,但是下了班,我开始替梅丽莎暂时管起了她公司的事,那么多的货物需要交付,应收账款的周转不会因为她躺在医院里而产生任何变化。深夜,我回到她的病房,躺在沙发上,哪怕那个时候她已经睡了,我都觉得比自己在豪宅里安心的多。
她出院后,我们没有回家、没有去新的房子、没有去离得更近的希尔顿酒店,而是在万豪开了个标间。我把她扶到床上,她正欲开口,我打断了她:“我们移居去美国吧。”我知道她其实很早就想提这件事了,只是我一直在墨西哥工作,正是因为领导的重用,我们才能够来到首府,有这样的成就,她一直憋着没有说出口。之前一直以为金钱就能带来生活的稳定性,直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才知道金钱在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也会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道:“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避了她的问题:“给我点时间,我会和领导请辞,然后整理一下工作交接和你公司托管的事情。”
领导并没有挽留我,而是给我写了推荐信:“你知道的,亚裔在墨西哥职场是有天花板的。去美国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你是个有能力的而且敬业的人。不过,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说?”
这么多年,如果不是领导的扶持,我也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坐上了这个位置,我才渐渐发现了很多以前我无法接触到的事情:“当年,在小城里,我们无法正常地进行生活用水是因为薄弱的公共基础设施禁不起工厂所需的大量的地下水抽取;梅丽莎他们的大肠杆菌来自于工厂污水排放进河道的菌落超标;还有现在激增的糖尿病数量。我不可否认可口可乐的低价解决了人们需要的饮水需求,增加了就业,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我知道这些问题极其复杂,这不是一家公司的事情,背后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太多的东西盘根错节。我想为自己的人生做点减法,这些年,谢谢您了。”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拿起推荐信转身离开,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遇见这样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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