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透四书五经，却不知民事，就可为官治国，使国富民安乎？运河淤塞，常遭黄河水患，书经能治河乎？显而易见，皆不能也？
如神农尝百草，方有《百草经》，其在于‘实’与‘行’；
又如阳明公可称我朝立言立德立功第一人，然阳明公亦非天生圣人，其历经磨难历练，方在龙场悟道，始有王学，其行亦在‘实’与‘行’。岂能仅以正心之先天之学决定诚意、格物、致知等后天之学？
故一言以蔽之，实践方能出真知，否则就是空疏之谈、欺世之论！”
这是张敬修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阐述自己的思想，在“学”“思”的基础之上，重在“实”与“行”，由行到知，由知到行，如此循环反复。
此时张敬修之言和王畿一样，都属离经叛道之说，但张敬修既反对理学的“知先行后”，也批判了王畿“重正心轻践行”的理论。
听张敬修说完，王畿脸上面沉似水，这是在指他的学说是空疏之谈、欺世之论啊。而众学子则大多若有所思。
两人理论观念完全不同，王畿也不辩驳，只是沉声道：“我王学知行合一，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你言‘须是身上行出，才是学问’，却不知你口中之行为何？”
张敬修脱口而出道：“吾之行，即为实践。何谓实践，力行、考视、察辩、身亲、实测也。致知在力行，如你要学耕就必须去习耕，要治河就须察测河道，要知地理就须实测。学者肯实去做功夫，方是学。故格物致知，除‘过化存神’，更需做‘质测’之实功。物以穷理，唯学思质测而得之！”
讲到这里，学子中忽有一人起身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先生之‘实’学实为学问大道，但学生却总觉知易行难，不知先生可解学生之惑。”
“这是山阴张元忭，竟称一少年郎为先生！”众学子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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