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长谈过后的两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是怎么过的了。模模糊糊的能记得那两天工作不忙，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好像所有人的工作都不忙，所有人都在车间闲聊扯皮混工时。还能记得的是，那两天我总是在思考下乡要带什么东西去。时常想起一件儿就立马去买一件儿，两天过后看着那一大堆买回来的零碎哭笑不得，有放大镜、有一沓信纸、几块茶砖、几斤散装莫合烟叶、一盒固体酱油还有好几条香烟和几瓶高度酒。
看着宿舍的桌子上摆满了的物件儿暗下决心要戒骄戒躁，同时自己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评：“你看，平时对自己要求太低了吧，这才两天就乱了方寸！丫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种心态怎么去面对热情的农民同志啊。怎么去建设伟大祖国啊！”
长谈过后的第三天。
太阳照常升起，我照常去车间报道。点完名，车间组长单独叫我出去，把我带到车间后的自行车棚里，郑重其事的通知我：“你的下乡申请通过了。今天先不用上班了，先开始准备行李吧。几天后的下乡车队过来，到时候一起走...”
后面组长又叮嘱了些不要给农民同志添麻烦之类的话，又强调我是工人身份，要比知青付出更大的努力要怎样怎样之类的，我都没有听清，也听不进去。
当时能感觉到巨大的惊喜充满了我的身体，惊喜这种东西是很模糊的，不像是桌椅板凳之类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我仿佛感觉到了惊喜的实质存在，那感觉像是渴了几天后突然发现了好几瓶水，迫不及待的喝到嘴里之后才尝出来，这哪是水呀？这分明是啤酒。
我本以为经过两天的思想准备和心灵煎熬以为已经可以达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啦。
但喜报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革命之火焚身，难以自持了。那天的记忆仿佛缺了一段儿，直至今日我都记不起来当天我是怎么回到宿舍的了，唯一清晰记忆是感觉当时浑身都是劲，若不是克制的压着步子，随时都有可能蹦起来。
几年后在莫斯科餐厅的一次酒局上，王昌国告诉了我当时的状态：“那天看你从车间回宿舍的步伐，真可谓是‘走在新中国的道路上’啊！那身段，参加阅兵的苏联红军都没你走的有劲儿！”
回到宿舍之后的我依旧还沉浸在那种情绪之中，强烈的兴奋感和要离开熟悉环境的恐惧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冲刷着我的内心，而这些情绪在安静的宿舍中不断的被无限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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