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伍捌厂的大水泥门耸立在光明路的中间路段。刚上的白漆，还能闻着味儿。
厂长给我安排了重新粉刷工厂大门的工作。
调配油漆的时候，他像个幼稚的儿童一样一遍又一遍的强调“世界上最红的红”。在我印象里，上一次有人跟我提起“最红的红”还是八年前九岁的徐莹趴在我背上吆喝着要吃“最红的冰糖葫芦”。那个满脸笑意吆喝着、闹着要吃冰糖葫芦的小女孩，突兀的出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于是我神使鬼差的开始按照冰糖葫芦的色儿调油漆。
结果就是我调配的红色油漆兑了些黑色，调配完之后像血一样，红的吓人。反正是让人联想不起来什么温暖之类的词汇。
完工后我站在厂门底下抬头向上望，红油漆隐隐约约的从害了病的法桐黄叶子空隙里透出来，暗红色和灰黄色掺和在一块儿，像是一个抽象派画作一样让人目眩晕乎，让我感觉有点恶心。便不再多看，只抬头确认了下字没有涂错，然后就回宿舍去了。
回到宿舍之后，我铺开信纸，照旧开始写下乡申请书，我虽然申请了很多次下乡改造，但上面却一直没有批准。
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可我是工人。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做了厂里的保卫科干事，我母亲是工人，我虽然上过大学，但还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贰伍捌厂工作，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的我就是根正苗红的工人。
在这种群众认知下，理所当然的前几次下乡申请，厂长都以“成分不符”给予驳回。
于是我就开始找各种能佐证我是知青的事物，例如，我找到了毕业之后无所事事的几个同学，因为他们被定性成知青，那我和他们是同学，我就也是知青了。再例如，我找出我闲暇时光里写的大量散文和一些不成篇幅的用来佐证我就是知青这一事实。
找到的证据多了，我都自我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知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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