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就是,我越是想拼命的通过一切手段证明自己是知青,厂长越怀疑我主动要求下放农村的目的不纯。
他认定了我一定是因为某个临近毕业的“相好的”才这么积极要求下乡。厂长的猜测是正确的。我也确实是因为徐莹才申请去下乡的。
就在申请几次都不得成功之后的某天,百无聊赖的夜里我认定了我跟徐莹的未来就是‘日本船-满完’的时候。
父母来到我宿舍,在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表示会帮我‘安排’。
对于他们是否能帮我安排成功,我丝毫不怀疑。
倒不是因为我之前从几个叔辈的工友那里听说过,父亲之前是在某个大首长身边做警卫员的。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救过那个首长的命。后来解放后这个首长想把父亲安排到自己的身边继续充当警卫员和秘书的职位。父亲拒绝了首长的好意,于是被分配到了贰伍捌厂做保卫科干事。
对于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闲谈,我并没有太当真。
那时候他们的想象力十分有限,遍地都是“谁当年,什么战役,救过谁的命”。
我都开始怀疑要是哪个当过兵的没救过首长的命,那都不好意思出去说自己是当兵的。
我有时候也会想“做个首长也真够忙的,指挥作战,带队冲锋,还得为了照顾到警卫员的工作,时不时的以身犯险好让警卫员救一救自己的命,积累一下革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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