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放一怔，翻开又扫了两眼。果不其然，此书标注的标点极为详细。
今人常有误会，觉得标点符号乃是舶来品。但其实早在商周，便有标点。甲骨文上，也有简单标点符号。先秦文献共见到八种标点符号，至于两汉时期，已可见十三种标点符号。
到了宋朝，考据的标点已有三十余种。但书籍之中，对标点的使用，却是没有规范。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唯建本始仿馆阁校书或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
句读乃是文言文辞休止、行气与停顿的特定呈现方式，不仅是标点之意。
岳珂也说，加了句读，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但大量的书却是不用，特别是官刻本的，经史子集，极少有见标点。究其根源，除了标点符号没有统一标准，古语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也自带标点之能，等等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读书人不主张标点，认为其是一种陋习，影响离经辨志之能。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离经辨志便是读断经书文句，明察圣贤志向。古圣贤文都没有标点，学子读书，首先要学的，就是辨析文字道理，给章节断句。古文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对圣贤之书，古来名士，各有所解。一词一字的变动，都会大改其意。人为给书籍添加标点，便是剥夺了治学之能。
《汉书·夏侯胜传》中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胜直接认为，给子史经集等典籍加标点，乃是破坏治学的“大道”。这个理论一直在读书人中流行。清代姚鼐最初刻印《古文辞类纂》，曾经添加了标点，到了晚年，却全部去掉。——曾有圈点，晚年则尽去之，以为邻近俗学。自己都觉得瞧不起自己。
清代《四库全书》所纳典籍，尽数去处标点。这也是今日误会古人不用标点的重要原因。
官刻之书，越是古典，越少标点。但坊刻之书，特别是佛教银字儿，标点却不是什么稀罕物。当然这些标点的用法与如今截然不同，标注的位置也多是在文字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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