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明的皇帝对于常例的存在也心知肚明，神宗还曾在圣旨中严令官员不得在水利工程中滥收常例。
但面对整个官僚系统根深蒂固的习惯，皇帝的几句严旨也不过如过眼云烟一般苍白无力。
毕竟，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朱元璋把贪官污吏全部杀光的勇气。
何况即便是朱八八同志，也没有止住腐败。
如若要制止常例，难道要皇帝从身边的阁部诸公开始一个个动铡刀吗？
官俸制度是明朝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正是由于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问题，普泛性的存在于整个官僚队伍之中，而非仅限于个别部门，使得一整套上行下效的系统性腐败制度。
常例很快就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