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大礼议、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不把官治好，爹妈都认不了。
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是操纵平衡之术，先让严党与清流斗，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然后维持平衡。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是“因利势导”的方式。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见害而知利。当官员遇到危险了，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当官员看到利益了，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不使官员得寸进尺。
如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这种“帝王心术”不能放在台面上说，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嘉靖对此心安理得，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无人不是这样，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海瑞看中这点，用《治安疏》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
后世的鲁迅用一句话来概括海瑞的心境，那就是，自古以来，便对吗？
但问题恰恰在于，倘若不对，又何来自古以来一直如此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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