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支配法制自古以来就是皇权至高无上的体现。
明太祖是封爵赐券制度的始作俑者，也是其破坏者，先后兴起胡惟庸、蓝玉党案，大肆杀戮功臣，将那些拥有山河之誓，被允诺功臣世代荣贵，并享有免死特权的铁券法规视如粪土，荡然无存。
被誉为“汉之萧何”的李善长作为跟随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的“第一勋臣”，曾被赐予拥有众多特权的铁券，最总却因朱元璋猜疑，竟因“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儿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
此时的他已八十来岁。
对于皇权支配法制的现象，谷应泰在评论胡蓝党案时曰：“朝登盟府，夕系檻车，口血未干，爰书遂拟。”
在明代中后期，封爵赐券的对象也不再按“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的标准来严格定位，往往由统治者个人意志决定和受权臣的影响。
正德时期，权阉刘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无开疆拓土之功，但厚贿刘瑾，刘瑾矫旨将封神英之事“下廷议，而廷臣希瑾指，无不言当封者，遂封泾阳伯，予世券。”
徐有贞“夺门之变”有功上书请求加爵，明英宗因高兴遂封其为武功伯“禄千一百石，世锦衣指挥使，给诰券”。
明初封爵的功臣与宗室、外戚等均是爵位高低与官职大小一一对应的体制，众多亲王、勋臣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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