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他拒绝过无数带着血找上门的陌生人，就像他一开始告知那个年轻人诊所已经打烊一样。谨慎对他而言早已接近一种本能，一种专业判断，性格的一部分。
正因为此，他不会拿“酒精削弱了判断力”这种理由解释自己的异常行为。酒精并没有让谨慎消失，只是把警报音压低了一些，以至于他体内另一个住得更久的东西抢先作出了决定，接受了那个年轻人的进入。
即使清醒时的黑尔因为某种原因把人放了进来，他也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双手做出那晚的那些动作：麻醉剂在完全推到底之前停住；原本已经达到目的的穿刺被多维持了几秒；用于判断组织反应的压迫更用力了一分；每一次抬眼，都有意无意地落在病人的脸上……
这些动作都很小，小到几乎不构成证据。即使当时有一名同行全程站在他身后观看，也很难指出哪一个动作明确违反了操作标准。
然而它们确实发生了，破坏了他过去三十年始终维持干净的界线，他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越界。他做这些事时平静得近乎自然，像一个独处的人跟着音乐哼唱，相信周围没有人听得见。
黑尔沿着这种平静向内追溯，一直追溯到自己的童年。
黑尔出生在一个把优秀视为传统的家庭里。它的门楣需要像葡萄藤一样一代代被维护，因此他的整个童年是一套漫长而连续的课程。这个课程不存在考试，因此不存在可以通过“优于他人”或者“通过基准”而被豁免评价的机会。
他最早的记忆是不断被纠正的场景。那时他不到三岁，犯的错是握叉子的方式，还是坐姿，抑或是称呼一位来访姨母时用了不合适的称谓，他已经记不清了。
母亲的纠正毫无怒意，她这辈子几乎没有提高过音量，因为在她看来，一个人需要提高嗓门，本身就意味着权威已经出现了问题。
他有过多个私人教师。早餐前要背诵拉丁文，晚餐前要练习钢琴和小提琴，庄园里还有马厩和击剑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身体是一件需要塑造和接受规训的工具。姿态、礼仪和运动控制，在负责展示修养的同时，也负责把某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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