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到他，就会想到自己曾经在他面前怎样的怂过——不止一次，是一次又一次。第一次败下阵来，是在他说出"你可以走，也可以留下"的时候。第二次，是面对他那双眼睛撑不到三秒、眼神率先闪避的时候。第三次，是跪下的那一刻。在那之後，她知道自己的骄傲缺了一角，再怎麽精心维护，那个缺口也回不去了。她不再是一百分的那个沈曼了。
还有羞耻。
这个她不愿细想，但它偏偏比恐惧更难驱走。她可以每天穿得精致得体，可以在会议室里侃侃而谈，可以让大卫对她说"干得好"——但镜子不会欺骗她。她还是那个被他几乎扒光过的女人，被红绳捆成那副姿势，被他从上往下俯视的女人，是吃了药水之後在他面前发出那些声音、在地毯上扭来扭去的女人，是最後连地毯都浸湿了一大片的女人——而他用手指沾了那片湿迹，凑近去闻，然後平静地说了那句话。
有点骚。但比那些女人强多了。
每一次她想起那句话，就会有一种无处安放的情绪在胸口积聚：气、委屈、羞耻，还有某种她说不清楚的、近乎屈辱的复杂感——他把她和那些她最看不上的女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量，给了她一个"好一点"的分。那不是赞赏。那是比较。
这些本来是封存的记忆。她自己贴了标签，归了档，压进了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
但此刻镜子里那条酒红的丝绸，压在喉咙上，有重量，有温度——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快得她来不及抓住，只抓到了一个模糊的形状：这条丝巾……像不像一个……
那个念头没有说完。但她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是一种她太熟悉的、从腹底升起来的细微的热，那种她在那一个小时里拼命压制的、被药水点燃的感觉，在此刻藉着一条丝巾的重量，又冒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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