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在他心里滚过的时候，像含了一颗烧红的炭，烫得他整个胸腔都在疼。他已经有整整七年没有见过这个人了。七年，足够一个孩子长成少年，足够一棵树苗抽出新枝，足够一段记忆被时间冲刷得面目全非。
可他记得。
他什么都记得。
记得那个人手掌的温度，干燥而温热，像冬天里煨在炉边的陶壶。记得那个人身上淡淡的沉水香气，不是熏衣的香料，而是常年批阅奏章时，墨汁里掺了沉麝，沾在指尖袖口，日积月累浸出来的味道。记得那个人坐在书案后面，微微低着头，烛火将他的侧影勾勒成一幅剪影，眉骨的阴影落在眼窝里，像远山含黛。
记得那个人叫他“鹤洲”时，声音低沉而平稳，像深冬里敲响的一口古钟，余音袅袅，在胸腔里回荡很久才肯散去。
那时候他六岁。
六岁的沈鹤洲被从江南沈家的老宅里接出来，一路舟车劳顿，被塞进一辆四面垂帷的马车里，晃晃悠悠地走了将近一个月，最后从一道他叫不出名字的侧门被领进了这座城池。他记得那天的长安下了很大的雪，他缩在马车角落里，手脚冰凉，嘴唇发紫，不敢哭，也不敢问。
有人掀开了车帘。
冷风裹挟着雪花灌进来，他打了个寒噤，抬头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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