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提起洋子，没有说她十九岁就生下孩子，也没有讲这些年我如何看着妹妹在那栋房子里一天天磨损。我怕一旦说出口，她眼里的平静会生出裂痕。更怕她会用看寻常人事的眼神，看穿我心底。
我只是坐在吧台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看着她忙碌的侧影，心里清楚自己已被她吸引，却只能停在这里。
后来，我时常去洋子家。推开那扇熟悉的门，屋里烟味总是淡淡地浮着。她坐在沙发上，身体陷得很深，孩子在一旁慢慢长大。先是会爬，然后会走，再后来会自己拿碗吃饭。我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在房间里移动，像一株瘦弱的草，在裂缝间顽强地探出头。洋子给他热饭，动作熟练却疲惫，米饭的热气升起，很快又散去。
我专注于工作。跑新闻，写稿，带新人，这些事成了日常。不是因为热爱，只是觉得该做。为了洋子，为了那个孩子。稿费汇过去时，我总想着，或许能让家里那口井浅一点。可每当夜深，我坐在桌前，看着泛黄的稿纸，心里却生出厌烦。厌烦洋子那样活着——把日子熬成一碗凉掉的剩饭，却不肯倒掉。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许会变成她那样，守着同样的烟灰缸。
那天在地铁上，我又遇见了佐藤前辈。车厢晃动着，灯光惨白，照得所有人的脸都泛着灰。他坐在我斜对面，头发比以前更稀，肩膀微微塌着，状态不好，也不坏，只是像被水泡过又晾干的旧布，皱纹还在，却没了原来的形状。
他看见我，点点头，嘴角扯出一个浅浅的笑。那笑很薄，像努力想盖住底下的一层阴霾，却盖得并不严实。
“又找到工作了。”他说，声音低低的，和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混在一起，“在一家小印刷厂，整理文件，算账。工资不多，但也够吃饭了呢。”
我问他过得怎样。他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停顿了很久，才开口：
“以前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现在……只是没那么幸福了而已。少了一点，但还剩一些。因为家人还在，妻子和孩子，他们在某个地方生活着。我每天能做的，也就是祈祷他们过得好好的。平安、健康，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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