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成的专家吗？支持Za0F派的，不是胆小如鼠的？”国强问。
“我们局有几个专家。我去跟他们谈谈看。”
“最好是挂牌戴纸帽游街批斗过的，当着右派分子的，甚至家破人亡的。那样可能b较愿意为我们出力。”谢雄说。
“那倒不一定！有好多所谓的知识份子都是耐扶不耐压。领导m0一下他的头，他会喜不自禁。要是打他右颊一巴掌，他会将左颊迎上去让也打。再上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他便爬不起来。很容易改造的。低头弯腰久了以後，连脑袋都会变成花岗石。”
谢雄笑了起来，说：“你说得可能有点刻薄，不过事实上也的确有这种情况。现在闲话不提，重要的是找到能探测、定位的人。先谈，谈不拢就抓起来。既然欺软怕y，咱们就给他来y的。不g就杀了他，跟他说。”
谈着走着就出了洞口。谢雄去与郑立军谈保密、警戒的事务。国强、朱志文则开车回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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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文从猛虎突击队调了四个彪形大汉跟着。回到局，他叫四个人在刘季勳的楼下等着。约定暗号，如果见他立到视窗，便上楼到304室。
布置好，朱志文独自上楼，敲了刘季勳家的门。
刘季勳是城建局副总工程师，工程测量方面的专家。1957年那一关擦边而过，是个漏网右派。虽然没有真正遭殃，却把他吓坏了。从那以後就蔫蔫的，背也驼了。文革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局里的革命左派後来组成了保守派组织“红旗兵团”的那些人将他弄到大礼堂去，拿来一台经纬仪和一台水准仪，叫他将仪器取出来架稳，整平，对中。看看你这个“测量学术权威”完成这个基本C作需要多长时间。一个人在旁边拿码表计算着。哪知老先生久不弄，这些动作全生疏了。加以群众围着，紧张得汗流浃背，老半天还没弄好，大出洋相。围观者一阵阵哄笑。上来一个测量工人，将他推开，三下五除二就把两台仪器整好，双手一举像运动员打了个好球那样。拿码表者大声地报出成绩：1分29秒！当场开了批判会，说他刘季勳是个“大草包”，“假专家”，戴纸帽局内游行了一番。幸亏平时沉默寡言，很注意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找不出任何政治错误，权威而不反动，所以羞辱一番也就算了。接着文化大革命矛头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季勳就消停了，谨慎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外边风起云涌，让他们互相打去吧，他希望与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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