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剧的描述中，这个最底层的家庭，指的是有一间自己的公寓，还有一辆私人轿车，父母早年离异，现在每天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为了维持生计，柴可不得不找到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每天看上司的脸色行事，他的上司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时常辱骂包括柴可在内的下属，终于有一天，柴可顶撞了上司并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上司怀恨在心，某日他以加班为由，让柴可留在公司，实则联络了本地的一个小帮派，要给柴可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在争执中，柴可为了自保误杀了上司，从而成为了十七区通缉的对象。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编剧精神焕发，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精妙绝伦的点子，“从此柴可记恨上了大公司和本地的司法体系，因此在他执掌了大权之后，便策划起了向司法体系复仇的计划，这是一个反抗压迫的故事！”
对此，宋岚的评价是有进步。
尽管最终柴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塑造成了因为个人恩怨就要打算用核武器袭击的恐怖分子，但至少他们给出了一个理由，让柴可先生实现了从低能儿朝着狂人的转变。
遗憾的是，这显然不是十七区大多数人走向罪恶的原因。
或者说，你很难指望大企业的人了解到底层真正的样子。
作为业内人士，宋岚这一点上很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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