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陈志雄百亩鱼塘纯收入7250元，而当时一个农民一年务农毛收入最多不过1000元。
然而陈志雄的做法，直接触碰到了“红线”，因为雇工触及到了国家最核心的问题，雇工是与资本家、剥削等敏感的词汇连在一起的。
陈志雄和他的事业，直接对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种存在，又绝非个案。
在安徽，一个自称“傻子”的农民，炒瓜子同样炒出了“雇工问题”。
他叫年广久，42岁时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
忙不过来时，便陆续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个帮工。
可是，“傻子”怎么可能是剥削阶级呢？
他平生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他7岁就在街上捡烟头挣钱，9岁当童工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维持生计。翻看他的履历，明明就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放眼全国，眼下个体户已经相当多了，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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