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罗哈德的刑期只有六个月。
弗里曼羡慕罗哈德，他还有三十四个六个月才能离开这里。
“我几乎快忘了城市的样子……那些报纸从来不给我们看。”弗里曼说。
高墙阻挡了他们望向外面的视线，能让他们享受片刻自由的，唯有放风时的天空和难得的外出做义务工作。
这里的许多人都罪有应得，甚至活该连天空都看不到。
但弗里曼不觉得自己包括在内。
“一群蠢货混进了我的游行队伍，他们到处打人砸店，抢东西，我试着阻拦但他们不听我的……我甚至看到有白人混进来。到最后那些施暴者与罪犯被留在外面，只有我被抓了进来，还被那些报纸嘲笑，说‘你看，他就是带领黑人暴动的领袖’”
弗里曼说这话时仿佛一位悲伤的老人。
他不仅因被关进监狱而难过，更令他难过的是遭受的扭曲和误解。
一天深夜，格外伤心的弗里曼唤醒罗哈德，向他倾诉挤压内心十几年的苦闷：“他们圈养了我们。让我们只能成为运动员和明星，不让我们学习，隔绝我们上升的道路……”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