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能挺得住“罪在当代”的后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最终的利在春秋了。
但李世民不同。
虽然现在的局势可能比起隋末乱世初起的时候好不了多少，但区别在于李世民还是主动的，而且也愿意去做，这就导致百姓们其实对朝廷的怨言没有对杨广的那么重。
相反，当五姓七望用处了那所谓的经济战争的策略之后，百姓们不满的情绪算是找到了宣泄点。
从最开始的粮价之争到现在的赈灾粮被抢，姜云志连着用了两次舆论攻势，五姓七望虽然不能说是苦不堪言，但却也没有多好受。
最后，五姓七望索性祭出了一个大杀器：降佃租。
不是之前平抑已经上涨的佃租，而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再次下调佃租。
在五姓七望动手之前，大唐的地主们一般都会收取租户们三到六成的佃租，也就是说无论是丰收还是亏损，你每年都要把地里收获的三到六成上缴给地主。
而且说是三到六成，实际上这只是上限跟下限而已，绝大部分的地主都把佃租定在了六成，他们不是不管佃户的死活，毕竟若是佃户都饿死了谁还来种他们的地？
为什么之前五姓七望涨佃租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是因为六成就可以说是一个极限值，除非是那种水土极好的地方，不然的话交完六成的佃租后就基本没有剩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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