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人、读书人看阜宁事件，想到的还是“郑伯克段于鄢”，明知其为鱼、为兽，却饵之、阱之，这么做是不是阴险、狡诈？
算是整个大顺最激进的颜李学派的正统的第三代传人孟松麓，没去考虑这件事正义与否，只是去考虑均田该怎么实施，才能彻底杜绝兼并之患。
然而这些学新学的，看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之下，根本觉得完全是在看一场闹剧、一场笑话。
明明可以直接大义加身的事，却畏畏缩缩非要再找别的理由，甚至这样依旧导致天下震动，这可真是笑话。
内心都不认为这是大义，却在面对制民恒产之类的辩经问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大义。
其可笑程度，直逼当年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后人，剃发上表；衮衮诸公，饱读华夷之辩，联虏平寇了。
就像孟铁柱说的那个笑话，杀个汉奸，不能用大义理由，还得找私人道德问题甚至来下三路，否则要说你残暴，这本身不是笑话。万一有些地方的三观，以此为荣呢。
真正可笑的，是汉奸该杀这个大义是全天下读书人嘴上普遍认可的，但嘴上都说对，心里却全都不信这个三观是对的，这种不自信才导致需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上。
某种程度上，这和刘钰面临的困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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