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把“戚因莱”这个名字在我的世界里封存起来。
根据我父亲的遗愿，我考进了启兴军校。每天进行着极其严苛的训练：
早上五点起床，叠被子五分钟,五点十分进行第一次集合,然后吃早饭,五点三十开始晨跑，一直到六点十分开始上午的文化课程；中午午休两小时是不允许拿出任何电子设备的，包括手机和MP3,一直到晚上十点,才能被允许使用半个小时，睡前要上交。
一群大老爷们儿半夜没有手机,聊的东西不比女寝少。
我上铺的那个哥们儿姓黄，叫黄礼冶,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考过来的,我俩聊得很投缘。
由于走廊上有教官会巡逻，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床位,所以他就趴在床上,把头伸出来,俯瞰着我，我也仰着头看着他，四只眼睛在黑暗中眨巴眨巴，窃窃私语。
他说他在老家有个女朋友，没有读书，很早就出去打工了,赚钱给他交学费。
我就骂他小白脸，花着女朋友辛苦赚来的钱。
他就笑笑说，他和女友已经结婚了,有结婚证，也办了婚礼。以后他工作了，钱都寄回去给他老婆。
当时不过是很寻常的一个谈话，我没有想到，后来我们一起在边关，一开始每个月三千块的工资，他真的只花五百，把两千五都打给他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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