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国的大臣叔向哪里听说，无论是“喜爱，或厌恶”一件事情，其实都不过分，但是人民应该知道怎么按照符合道理的方法来做，因此无论是喜爱还是厌恶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现在，如果有人带着我们晋国的城池去叛变敌人，就是我们所厌恶的事情，反过来，如果是狄人带着他们的城池来投降我们，我们又有甚至值得高兴的呢？
这不是我们侍奉君王的根本道理啊。
你们想想，献城投降的狄人，必定会向我们要求封赏。既然别人带着他们的城邑来投降，为什么我们要将应该“厌恶”的事情而变成我们“喜欢”的事情呢？身怀守城职责的人怀有二心，这应该是大奸大恶，赏赐善良惩罚奸恶，是国家的大法和根本，如果我们因此而不奖赏那些投降的人，就等于是我们失去了信用，那么我们凭什么来庇护我们百姓和人民。如果我们奖赏了投降的人，这就是赏赐大奸大恶，奸恶之人得到了赏赐，那么我们对那些善良人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兵，有力量，就直接前进，没有力量就后退，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我们不能为了得到一个城池，而接近和赏赐那些奸邪的行为，那样得到了一个城池却失去了更多的信用，这是不可以的。
况且，你们再想想，既然狄国有这样怨恨，而通过献城投降来满足他们的愿望，难道我们晋国就一定是铁板一块，没有怨恨晋国的人的吗？这样做，就等于是鼓励邪恶，让那驻守在晋国边境城池对晋国有二心的人一个榜样，这个口子不能开，不能以不战而获得对二心的奖励。”
众将一听，纷纷点头，感慨中行司令员的高瞻远瞩，他们战将是从局部的战役角度出发，而中行穆子完全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高度不同，看法也就有区别。
所谓的：站得高，看得远。尤其是对付一个于战局没有决定意义小战斗，体现治国的理念似乎更为重要。
于是，中行穆子命令军官们向被围困的鼓城喊话，警告他们晋国即将攻城，让鼓城的守城军士们杀掉企图叛变的人，修缮自己的城池，做好准备，迎接晋国的攻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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