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笑道：“那还能有假吗？我下面人曾经劝说，说将军并没有见过我，便让一个人替代我，将军也绝难察觉，但我否决了他们的提议，一定要亲自来见将军，这是做人的诚信！”
“韦公子说的是，是我多心了。现在想来，邀约韦公子来与我亲自见面，实在是我的不是，我们书信来往便可以的，让韦公子亲自涉险，实在过意不去。”刘爱塔听韦宝这么说，再无疑问，光是韦公子这份气度，普通的十来岁少年人，哪里办的到的？想装也装不来吧？虽然韦公子穿着一身粗布普通兵士的服侍，却一点也掩盖不了超凡脱俗的气质。
刘兴祚不算汉奸，他是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
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再加上袁可立“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步步为营的战略进逼之势，被后金掠去18年的刘兴祚终于萌生逃出后金，报效国家的坚定信念。从此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弃金归明之路。
他不惧险阻，百折不挠。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也就是袁可立巡抚登莱的第二年，刘兴祚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他屡次通书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
“不碍事，若能获得刘将军这样的人才，真是大明之福。只怕我一个个没有官身的秀才，在刘将军眼中无法代表大明。”韦宝道：“毛文龙将军已经将辽南交由我管理，刘将军也可以将我看成是毛文龙将军的全权代表。”
对于刘兴祚的反正归明之心，韦宝是不存在疑问的，否则也不会不避艰险，亲自到贼控制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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