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
大明的许多科技方面的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
在大明倒闭之前，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这也是韦宝让人搜罗洋翻译，让人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著作都加紧翻译成汉字的原因。
自己强大，还要博采众长，这样构筑知识体系的速度才能加快。
事实上，这些工作，大明一直在做，很多书都是现成的，已经翻译成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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