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强硬执行剃发易服是灾难性的，不顾官民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已然不妥，祭出屠杀来镇压反对者更是错上加错。
而造成这个历史悲剧的最大责任者无疑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似李若琳这些推波助澜者当然也起到很多负面作用，但将主要原因归于他们未免高看了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仅仅将剃发易服归结于孙之獬，但他当时不过是一个礼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还不如，更不用说那些劝阻多尔衮的大学士了。
剃发令从发布到取消到再发布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争论，仅仅将之总结为孙之獬一上疏，多尔衮一批准就完了，未免显得滑稽了些。
部分归顺清朝的大臣对清廷统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赵开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谓我清朝主盟中夏，急当讲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将进皇上王上加衮冕以隆郊祀，以示观仰”，不仅反对剃发易服，还希望多尔衮与顺治能加衮冕。
即使后来执行了剃发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复用衮冕”，当然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了。
可见在明清易代时，清朝统治者与归顺大臣之间关于衣冠制度是存在认知冲突的，这些认知冲突，在前期因为兵事问题被清廷暂时压了下去，给了归顺官民一种错觉，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当问题重新浮出时，清廷统治者会“惊觉”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剃发易服，甚至让他们有必须强硬推行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强硬执行剃发易服的一个原因。
晋商之流的汉奸，以及满清入关之后剃发易服这两件，是给韦爵爷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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