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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