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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