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田税、商税、矿税等等，又逐步和地方官员的收入以及地方衙门的预算还有编制挂上了勾。
而且州（属州，相当于县）县以下（含州县）的官员通常由本地人担任（州县以上通常都是外任），收税多寡，直接关系到本地官僚集团的利益，也没有少收的动力。
至于吞占公田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经过几轮检地，公田、隐田都是已经入鱼鳞图册，而且还有隶属户部的衙门负责招标放租。招标放租的过程不敢说没有和猫腻，但是侵占吞并基本是不可能的。
在埋葬了以权分地的“土地进寄制”后，朱慈烺又开始逐步推动土地的合理流转在大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阻止土地流转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
毕竟经营土地也是一门有风险的生意，是生意就有赔有赚，赔的人退出，赚得人接盘，产业慢慢集中，那是大势所趋。
照理说朱慈烺不应该干涉土地经营，但是通过北伐战争和辽东战争，大明朝廷获得了大量的北方“无主之地”。
这部分土地中的一部分又被做成土地券，用于支付军费而土地券的兑现，又充满玄机了。
这是一次在北方建立大农业的机会——大农业通常出现在小麦产区，因为小麦田是旱田，可以使用高效率的马耕。而且在世纪时，旱田的产量不太稳定，对于小农生产非常不利。所以更有利于建立大型农庄
所以对北方“无主土地”的处置和土地券的交易，就是以促进大农庄的出现为目的的。
这个过程虽然有点黑暗——所谓“无主”，其实就是对北方地主阶级的剥夺！而土地券的波动，又造成了许多炒家破产和许多持有土地券的军人低价卖出不过，朱慈烺想要的结果，基本上还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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